人權觀反映著人們對人權的基本看法、主張或觀點，是從價值認知層面對人權的本質及其取向進行定性，解決的是人權為了誰、依靠誰、發展誰這一核心問題，具有根本性。有什么樣的人權觀，就有什么樣的人權政策、人權制度和人權實踐。一種人權模式，或者一條人權道路，抑或一樣人權文明，必定為一定的人權觀所主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堅持正確人權觀”。這對于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更好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有著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

人權思想的產生，受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認知取向的影響。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對人權作出了不同的價值詮釋，被總結概括為“自然法論”“天賦人權論”“法賦人權論”“自由人權論”和“社賦人權論”等諸多人權觀，不同的人權觀反映著不同的人權訴求。從大歷史并站在人權文明的高度認識，上述人權觀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類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一些積極的探索與思考，體現了人類在發展進步中不斷深化對人之為人的價值與人之存在的意義的理解和把握，代表著人類持續向善的理性追求。

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就是人類文明的重要一極。中華文明對于尊重人和保障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認知和理解，建立起重人、尊人、愛人、保人的價值觀念和實踐模式。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貫穿著黨團結帶領人民為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展人權而進行的不懈努力”。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富有創新精神、體現時代特點的人權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建構起了具有鮮明自主知識體系特征的人權新話語。其中包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為人民謀幸福；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在發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協調增進各項人權全面發展；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以安全守護人權、以發展促進人權、以合作推進人權，等等。研究上述當代中國人權話語的建構邏輯不難發現，其始終圍繞一個中心，即人民；貫穿著一條嚴密而又完整的價值鏈，即人權。如果將二者統一起來，那便構成了新的人權話語，即“人民人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性是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最顯著的特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為指導，結合以上對當代中國人權話語基本特征的分析，可以認為，“人民人權”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核心要義。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充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成為人民事業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受益者；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實現和保障放在第一位；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努力在發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堅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于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斷提升人權法治化保障水平；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堅持統籌推進各項人權協調發展，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為是人民人權，當代中國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堅持以安全守護人權、以發展促進人權、以合作推進人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權是人作為人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人權及其來源并不是不證自明的，它需要法理的證成；人權不能只是淳樸的信念，它需要升華為深刻的法理。”以人民人權為核心要義的當代中國人權觀是怎樣生成的，它有著什么樣的內涵，其價值特質如何，又有著怎樣的實踐模式？對于這些涉及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的基本理論問題，目前的研究尚需加強。深入研究這些基本理論問題，對于提升中國人權敘事能力，構建中國自主人權知識體系，創造中華民族現代人權文明，有著重要意義。

三、人民人權觀的內涵特質

人民人權觀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規律和普遍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人權觀的基點是人民，中心是人民，標準是人民，目的是人民，是緊緊把人民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權觀，最能體現人權的本質。

要理解人民人權觀的內涵特質，首先需要廓清“人民”一詞的價值內涵。

就概念而言，“人民”一詞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也是一個階級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人民的內涵是有所不同的。據研究考證，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人民”(people)一詞的最早使用是在古羅馬時期。羅馬人把貴族、平民看作人民，視人民為正義的化身，與人民對應的是外邦敵人。歷史步入近代以后，隨著啟蒙運動的深入，“人民”一詞開始被廣泛使用，其政治概念性更加突出。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區分了人民、公民、臣民等概念，視“人民”為一個集體性概念，有針對性地大量使用了“人民”一詞。此后，“人民”一詞逐漸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特別是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為推翻王權、教權統治，新興資產階級更是高呼“人民”這一口號，使其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標志性話語。美國獨立戰爭中先于《獨立宣言》問世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中即確認：“所有權力都屬于人民，因而也都源于人民；所有行政官員都是他們的受托人與仆人，無論什么時候都應服從人民。”而在《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中，“人民”一詞已然成為抽象的被壓迫者或革命者的代名詞。

作為人類政治文明成果，“人民”這個概念不僅被資本主義使用，馬克思主義也同樣使用。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人民”一詞已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超階級的概念，而是一個具有了階級性的集體概念。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確信：“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在這里，“無產階級”便是具有階級性的“人民”的集體概念。

在中國歷史文化中，“人民”一詞在先秦文獻中就已經有了，如《詩·大雅·抑》中的“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又如《孟子·盡心下》中的“諸侯之寶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同時，如前所述，在先秦文獻中，也有關于“人”與“民”的概念，并具有了“人本”和“民本”思想，但是，這些文獻中的“人民”以及“人”與“民”等概念，都不是政治概念，與近代以來作為國家權力主體使用的“人民”一詞大不相同。“人民”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在中國出現，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發生，在走向建立近代國家的進程中，“人民”一詞開始從域外傳到中國，并且逐步成為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使用的一個重要政治概念。需要指出的是，將英文people一詞翻譯成“人民”，無疑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人本”“民本”思想以及“人民”“民人”“人”“民”等本土詞語的文化張力。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自人民并服務于人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基于理論基礎、革命性質、價值訴求和歷史文化背景等，中國共產黨使用“人民”這一具有政治性的概念，來表達和反映黨的意志和主張，是最為必然和最為合理的邏輯選擇。遍覽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史文獻不難發現，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抑或是改革開放以來，使用最多的政治性概念，可能非“人民”(與之相近的還有“工人”“農民”“工農”“民眾”“大眾”“群眾”“人民群眾”等概念)莫屬。

什么是“人民”?毛澤東曾經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有過具體分析解釋。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做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毛澤東具體以中國情況做說明：“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同時期“人民”一詞不同含義的解釋和說明，充分反映了人民這一概念的歷史性特征，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民的階級性也在發生著變化。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變化，適時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此，中國共產黨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鄧小平在毛澤東關于人民的“社會主義標準”之外，又增加了“愛國主義標準”，使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民”一詞的內涵進一步得到拓寬。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政協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在建國后的三十年中，我國的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加強，我國農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集體農民。工農聯盟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鄧小平在講話中還特別強調指出：“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如此，“人民”這一概念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就有了新的變化，更加具有了廣泛性，這就為團結起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進步，社會的主要矛盾又發生了新變化，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持續提升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實增進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新理念和新目標。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人民”這一概念又得到了新發展，人民的內涵進一步擴大。2022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講話時特別強調指出：“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是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責任。做好這項工作，要把握好固守圓心和擴大共識的關系，不斷增進共識，真正把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全體中華兒女都團結起來。”如此，在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以“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為標志，“人民”概念在內涵上更加具有了廣泛性。可以認為，在當代中國，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人民的內涵應該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

由上可見，基于立黨宗旨和革命、建設、改革以及新時代的使命，中國共產黨對“人民”這一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界定，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要求，其中反映出的一個基本認知規律是，人民的內涵在不斷擴大。正是基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特別突出人民與人權的關系，強調人權的人民性。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時更是明確指出：“人權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數人享有的特權，而是廣大人民群眾享有的普惠性人權”。

人民性是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最顯著的特征，也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鮮明品質。人民人權觀，既遵循著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又有著屬于自己的價值追求。對于人民人權觀的內涵特質，具體可以從人民中心、人民至上、人民標準三個層面來理解。人民中心是人民人權觀的價值基礎，人民至上是人民人權觀的價值取向，人民標準是人民人權觀的價值尺度。

在第一個層面上，人民人權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意味著人民是根本，執政黨和國家的一切活動都應圍繞人民的意愿、要求和利益展開。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在于其人民性，在于其在自身的實踐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事業，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匯聚蘊藏在人民中的無窮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偉業。”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是創造歷史根本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愿、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充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努力讓人民成為人權事業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受益者。

在第二個層面上，基于第一個層面，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為此，就必須時時刻刻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維護人民健康權益放在突出位置；就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就必須尊重和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使全體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人權。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以百姓心為心’，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第三個層面上，基于第一個和第二個層面，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民標準，以人民是否滿意作為價值評斷尺度。人民人權觀，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人權政策的依歸，堅持把人民是否滿意作為發展人權的價值標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看貧困老鄉能不能脫貧”等重要論斷，最為生動地反映了發展中國人權事業的人民標準。在具體談到人權檢驗標準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一國人權狀況好不好，關鍵看本國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維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強，這是檢驗一國人權狀況的最重要標準”。

人民人權觀，重視人的尊嚴、價值與權利的實現，關注人的生存質量、幸福指數和發展潛能的提高。人民人權觀既反映出人權的一般性特點，又表現出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相統一、相一致、相協調的精神品質，與西方個人自由主義人權觀有著很大的不同。

第一，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權是平等共享的。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為顯著的特征。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特別強調實現權利真正平等的重要性，認為平等不僅是表面的，還應當是實際的，平等不僅表現在政治和法律領域，還應當表現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人民人權觀所強調的平等，是非歧視性的全體人民的人人平等，努力做到全體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在談到中國式現代化與共同享有的關系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也是一項充滿風險挑戰、需要付出艱辛努力的宏偉事業，必須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緊緊依靠全體人民和衷共濟、共襄大業”。平等共享的人權，努力營造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使每個人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到國家各項事業發展中來，分享發展成果。平等共享的人權，還體現在對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上。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著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利益、謀福祉的性質宗旨。“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第二，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權是具體現實的。“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空談人權。”具體現實的人權，其基本意涵在于：1)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認識論，強調人權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是不斷發展的。人權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2)堅持從國情和人民需要出發，立足當下，關注現實。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實實在在的問題，不斷滿足每個人的具體實際需要，切實提高人權保障水平。3)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努力通過發展不斷提高全體人民各項人權保障水平。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高質量發展，不斷以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又不斷以社會進步帶動各項人權事業發展，走出了以發展促人權的發展型人權進路。

第三，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權是全面發展的。全面發展的人權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全面發展的人權是各項權利都能夠得到發展的人權。人民人權觀遵循人權發展規律，堅持普遍的、綜合的人權理念，協調增進各項人權的全面發展。全面發展的人權是一個權利束，既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又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方面權利，還包括和平權、發展權、健康權、安全權等多項權利，甚至包括數字人權和可持續發展權。當代中國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建設中，深入推進各項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并以各項人權事業全面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另一方面，全面發展的人權是全體人民的人權。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權不是少數人的人權，也不是一部分人權利被忽視的人權，而是全體人民人人都享有的人權，是一個都不能少的人權，是所有人的人權。人民人權觀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遵循人權事業發展規律，既重視集體人權的發展，又重視個人人權的保障，努力使二者相協調、相促進。人民人權觀創造性地調動了集體與個人兩個積極性，走出了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相統一的人權發展新路子。

第四，人民人權觀堅持人權是共同發展的。實現各國共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美好愿望。一國通過發展提升了本國人民的人權保障水平固然是可喜的，但如果能通過共同發展而使世界各國人民的人權保障水平都得到提升，無疑將更具有人權的普遍性意義。當代中國視全人類為一個共同體，既關心、呵護、保障中國人民的人權，又珍重、愛護、體恤世界各國人民的人權，關注世界各國人民人權的共同發展。中國堅持將本國人權發展與世界人權發展聯系起來，既積極借鑒人類人權文明成果促進本國人權發展，又堅持以本國人權發展推動世界人權發展，努力實現中國人權與世界人權的共同發展。當代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推進世界人權發展的理念、倡議和主張并積極付諸實踐，充分體現了為人類謀福祉、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良好愿望。

人民人權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遵循人類社會和人權發展規律，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出發，特別是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努力尊重、保障、發展各項人權。人民人權觀視各項人權為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努力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等基本權利的保障與實現，融入中國人權發展的實際之中。人民人權觀把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最根本的人權，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把人民幸福生活作為最大的人權，把加強法治建設作為最有效的人權，把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最高境界的人權，把實現世界各國人民共享作為最普惠的人權，構建起人權文明發展史全新的實踐模式。

第一，人民人權觀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把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最根本的人權。

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最能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哲學精神。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和決策，能夠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利。在當代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既體現在政治權利的平等和廣泛參與上，又表現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和實現上。

在當代中國，國家各項制度建設都圍繞著人民當家作主來展開，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主要制度基礎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從人民人權觀的視域認識和理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人權意蘊主要包括在三個層面上：一是建立起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制度體系上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制度、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等，有著完整的制度設計程序，為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有效制度保證。二是建立起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參與程序。全過程人民民主在程序上構建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通過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等，使人民當家作主更好地體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第三，建立起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機制。在當代中國，人民當家作主還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之中。其中包括人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享有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等等。“人民既廣泛參與國家、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也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充分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有多重民主角色，都享有相應民主權利。”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憲法關于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原則，既突出了國家權力的人民主權功能，又強調了國家權力的人民人權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在主權上的當家作主，同時也是人民在人權上的當家作主。人民主權，強調的是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人權，強調的是國家利益屬于人民。基于此，人民主權與人民人權是一個統一體，彼此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一方面，人民人權源自人民主權，人民主權是人民人權的基礎，是人民人權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人民人權又是人民主權的實現形式，只有人民人權不斷得到切實保障，人民主權才能得到更好鞏固和發展。換言之，維護人民主權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人權，而保障人民人權又能夠更好地維護人民主權。因此，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既不存在人民主權高于人民人權，也不存在人民人權高于人民主權，任何試圖將兩者割裂開來或者對立起來的主張，都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新時代中國堅持以人民主權保障人民人權，同時又以人民人權鞏固人民主權，實現了人民主權與人民人權的高度統一，開創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的政治文明發展新境界。

第二，人民人權觀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

人民人權觀認為，人的生存與發展，是人之為人的基本條件，也是享有一切人權的基礎；人只有生存得更好，發展得更好，才能夠享有更加充分的人權。從人權的權利譜系看，提出“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的重要論斷，符合生存權和發展權在人權譜系中的基礎性、綜合性地位要求。生存權是一項基礎性人權，發展權是一項綜合性人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其他各項人權的前提和條件。就生存權而言，自然體現在生命權、安全權、工作權、受教育權、健康權、居住權、社會保障權等各項基本人權之中；就發展權而言，不僅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實現緊密相關，而且也為實現公民權利政治權利所不可或缺。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保障，那么其他一切權利的實現都將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難以實現的。

中國將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是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權保障法則，也是基于自身國情和人民需要。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就必須把保障人的生存放在第一位；而要保障人的生存，就必須要發展，因為只有在發展中才能保障人的生存。多年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之所以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其中一條最為寶貴的經驗，就是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不斷滿足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努力提高全體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保障水平。隨著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而帶來的社會財富積累大幅增加，人民各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保障水平也不斷得到提高，國家建立起了包括城市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制度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預期壽命、教育水平、生活質量三項基本指標)從1990年的0.501上升到2024年的0.788，多年來一直處于穩步上升狀態，實現了從低人類發展水平組向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組，又從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組向高人類發展水平組的兩次飛躍，現如今正在向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組(0.800以上)邁進。這也是當代中國生存權和發展權保障水平不斷得到提升的有力佐證。

第三，人民人權觀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奮斗目標，把人民幸福生活作為最大的人權。

幸福是人之為人的本能要求，也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價值追求。人權理論認為，一切社會的發展最終都應當落腳到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上，幸福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執政追求。循著“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的思維邏輯，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的重要論斷。從而有效提升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人民性品質。這一重要論斷豐富了人民人權觀的表現形式，深化了人民人權觀的價值意涵。首先，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最大的人權，體現了人權的真實性。人的真實需要，特別是物質需要得到滿足，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首要條件，這也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的基本要義。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最大的人權，就是要堅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經濟和社會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最大的人權，體現了人權的多維性。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不但通過勞動創造獲得物質享受的條件，而且人在勞動過程中還享受精神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幸福是物質的滿足，也是精神的享受，幸福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經驗表明，能夠給人帶來幸福感的因素非常多，只有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多維需要，才能全面增進人民的福祉。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人民對幸福生活需要日益增多，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第三，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最大的人權，體現了人權的長期性。人民幸福生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人們需要的增長而變化的。如此，就要順應人民對高品質美好生活的期待，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的全面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

第四，人民人權觀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加強法治建設作為最有效的人權。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現代法治的真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權的普遍性原則，也是人民人權觀的本質要求。新時代的中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于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加強人權法治建設，依法保障人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法治是人權最有效的保障”，“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人民性本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置于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更加突出的位置。隨著全面依法治國進程的深入推進，依法保障人權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過程中得到貫徹實施，在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中不斷得到全面落實。國家不斷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切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等各項基本權利。

在當代中國，堅持依法保障人權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一是堅持科學立法，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完善，為保障人權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以憲法為根本依據，國家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制度。中國憲法和有關法律對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有專門規定，并且特別注意對公民的生命權、安全權、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獲得公正審判等權利的重點保障。二是堅持嚴格執法，不斷強化依法行政，努力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積極推進政府職權法定化，嚴格規范行政執法，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將人權是否得到切實有效的尊重和保障作為衡量標準。國家印發《法治中國建設規劃》《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等文件，從政府職能、行政制度、行政決策、行政執法以及法治思維等方面對實現建成法治政府這一目標提出措施構想。三是堅持公正司法，持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司法人權保障的基本要義。公正司法旨在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為保障人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國家不斷推進以實現司法公正和人權保護為指引的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確保審判權、檢察權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完善國家賠償制度、司法救助制度。四是堅持全民普法，努力提高全社會的人權法治意識，夯實人權法治保障的社會基礎。不斷強化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觀念和人權保障意識，實行憲法宣誓制度，把法治和人權知識納入干部教育和培訓內容。在全社會普及法治和人權觀念，確定國家憲法日，推進全民普法和守法，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加強公共法律服務和人民調解工作，推進公共法律服務一體化建設，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均等化。建立嚴密的反腐法治體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撐。

第五，人民人權觀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實現世界各國人民共享作為最普惠的人權。

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不平等和不可持續現象依然十分突出。諸如因地區戰爭和沖突導致死亡及難民的大量存在，因發展鴻溝拉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導致的貧困加劇，因氣候變暖和生態環境惡化帶來的發展不可持續性愈加突出，使有效保障基本人權和增進人類福祉變得更為迫切和艱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23/2024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球不均衡的發展正在讓最貧困的群體進一步掉隊，加劇了不平等問題和全球范圍內的政治兩極分化，并認為2022年后全球人類發展指數雖在全球層面實現了局部反彈，但表現出不完全性、不完整性和不平等性。特別是氣候變化直接沖擊全球糧食安全，加劇全球水資源短缺，使得更多人面臨流離失所的境地，成為“氣候難民”。這些情況表明，實現人人共享人權依然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

人民人權觀，視全人類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既努力發展好中國人權事業，又積極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為世界各國人民謀幸福。基于人民人權觀，當代中國摒棄“叢林法則”，超越零和博弈思維，堅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普惠共享等新理念，努力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系列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人民共同愿望的倡議、理念和主張，既是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共同繁榮而提出的中國方案，也是為推進世界各國人民普惠共享人權而貢獻的中國智慧。首先，習近平主席提出并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奠定價值基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超越了地域、國家、民族、膚色、語言等差異，以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為根本追求，凝聚起不同文明間的價值共識。全人類共同價值，弘揚人類價值正義，凝結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精神，是千百年來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價值文明成果，具有普遍性，也具有人民性。其次，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為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堅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充滿著為世界各國人民謀幸福的人權精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已被載入聯合國多個文件之中，有效影響著包括人權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第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等倡議和主張，為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在向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所致賀信中，習近平主席提出“以安全守護人權”“以發展促進人權”“以合作推進人權”的全球人權治理主張，強調“加強文明交流互鑒，通過對話凝聚共識，共同推動人權文明發展進步”。

新時代的中國，還通過自身的實際行動，為增進各國人民福祉、推動人人普惠共享人權，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開展經貿合作、援助成套項目、提供一般物資、開展技術合作和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等方式，不僅為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提高了相關國家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保障水平。為增進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權，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維和人員，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中國還通過派遣援外醫療隊和志愿者、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以及減免受援國債務等方式，幫助受援國增進人民的生命健康權，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為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要求，近年來中國多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發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等決議，呼吁各國應當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以公正與平等的方式對待所有人權，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

第六，人民人權觀堅持協調增進各項人權全面發展，把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最高境界的人權。

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擘畫的理想藍圖，也是人民人權觀的最高境界。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制度設計，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是科學的人權主義。在這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制度中，“人能夠通過自覺活動創造出自身的無限可能”，“這種自由不再是以往的、建立在人與人對立前提下的‘自由競爭’，單個人的自由不再以他人的自由為條件，而是實現普遍的自由，建立起每個自由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談到共產主義社會與人的自由發展關系時，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是“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把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最高價值追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走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提升人權保障水平，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每個人”和“一切人”的共同發展，協調增進各項人權全面發展，目的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當代中國，要做到協調增進各項人權全面發展，就必須既重視集體權利的維護，又重視個人權利的保障，實現積極人權與消極人權的統一；既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權利的保障，又重視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實現，堅持做到各項權利不可分割；既重視生存權、發展權的保障，又重視和平權、安全權、環境權的實現，促進人權的可持續發展。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又是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在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更加充分的有利條件。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