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舉措及時應對，有效遏制了疫情進一步蔓延，充分保障了中國民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贏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贊揚。疾風方知勁草，烈火淬煉真金，中國在此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的優異表現不僅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力量，還凸顯了中國人權文化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與西方人權理念多從個人主義角度出發不同的是，中國人的人權認知具有強烈的家庭觀念特征。在中國人看來，個人與他人、社群之間并非孤島一般存在，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關系網絡中，而家庭是中國人最為重要的歸屬。在家庭生活中，每個人對于家庭其他成員都具有相應的義務與責任，父母有撫育子女的責任，子女也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種強烈的家庭責任觀念影響了中國人對權利的理解。

 

　　中國文化對家庭責任的強調，要求每個人都應珍視自己的生命權，貿然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會被認為是沒有責任感、不成熟的表現。在危急情況下，中國人也更能容忍對生命權之外各類權利的克減。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多數中國人都能夠自覺地佩戴口罩并居家隔離。因為在中國人看來，自覺遵守居家隔離規定，做好自我保護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家庭負責。但在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西方人看來，如此多的國民能夠自覺在家隔離一兩個月，甚或更長時間，簡直是一個奇跡。在歐美國家疫情大范圍暴發后，大量民眾仍然不顧緊張的疫情形勢外出聚會游玩。即便政府發布了禁足令，仍無法阻攔民眾冒險外出。西方社會對個體自由的過度追求給疫情防治帶來了巨大困難。

 

 

　　西方人權理論強調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然欲望的正當性，認為人作為一個自然人就應當享有各種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人權。西方人權文化將人理解為“欲望的主體”存在的一大弊病在于容易忽視人類內在的道德潛能，也容易導致權利的無限膨脹與濫用。相比之下，中國人習慣于從道德視角理解人與權利。例如在生命權問題上，中西之間就存在不同理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權固然是每個人都珍視的重要權利，但人不僅有生物性的一面，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中國文化不主張將人權絕對化。

 

　　中國文化強調人的道德超越性，受此影響，在面對大災大難時，中國人總能迸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與“不避義死”的無私奉獻精神。在此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以共產黨員為先鋒的數萬名醫護人員不顧個人安危火速趕往疫情第一線，廣大社區工作者、基層干部、志愿者、快遞小哥等，放棄節假日休息，堅守工作崗位，社會各界踴躍捐款捐物，海外華僑華人和留學生群體四處奔走采購醫療物資。中國人這種超越個體權利考量的無私奉獻精神，為我們匯聚了打贏疫情阻擊戰的強大力量。

 

 

　　西方人權理念強調個人獨立與個人自治，將個體與國家關系理解為一種簡單的對抗關系。這樣一種對個體與國家關系的簡單化理解導致西方社會過度強調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而忽視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重要性。政府偏向承擔消極的“尊重”義務和事后的“保護”義務，缺少更加積極的措施為人的發展創造適宜條件，不可避免造成人權理念與實踐的背離。英國在疫情初期所推出的“群體免疫”政策便是典型，政府面對疫情的無所作為一定程度上放任了疫情的蔓延，對民眾生命健康權造成極大侵害。除此之外，此次疫情中美國所出現的極高的民眾感染率與死亡率，尤其是非洲裔、拉美裔美國人等弱勢群體的超高死亡率，也與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在經濟、社會權利保障上的嚴重不足密切相關。

 

　　在中國人看來，西方社會過度強調政府的消極不作為，極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權能，在危急時刻反倒使人權無法得到充分實現。“人”是人權的主體，人權應當是對“人”全方位的關懷，政府作為人權的義務主體應當協調推進各項人權全面發展。面對疫情，中國政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將公民生命健康權作為第一位的基本人權予以保障，通過緊急調配醫護人員和醫療資源、建設集中收治醫院、免費收治感染患者等多方面舉措，盡最大能力讓每個患者都能得到及時治療，取得了良好效果。世界衛生組織多次稱贊中國抗疫舉措，認為面對嚴峻挑戰，中國采取的措施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具雄心、最敏銳和最嚴格的疾病防控措施，中國的抗疫成就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希望。

 

　　此次疫情，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西方人權文化所存在的諸多弊病，其對個體自由與個體利益的過度強調所導致的個體責任感弱化與權利的過度膨脹，給疫情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其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輕視，給社會弱勢群體帶來的巨大傷害。而中國人權文化對個體責任的強調，對權利義務相平衡的追求，對兩類人權協調推進的重視，無疑是對現代西方人權文化的重要中和與超越，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積極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