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新民主主義憲政》，1940年2月20日)

　　關于人民權利。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在我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

　　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陜甘寧邊區所實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1941年11月21日)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1941年11月21日)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和反對人民利益而為人民所痛恨的反動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

　　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

　　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愿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愿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愿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愿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么條件呢?就是跟我走。(《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里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美國在中國的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么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

　　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2、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在漢人區域已經分了土地，這里對宗教仍然是保護的。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并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是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后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于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西藏幾年來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西藏今后是會發展的，人口要發展，財產要發展，文化教育也要發展。宗教學校也可以辦，幾十年后西藏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們有自治權，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維吾爾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樣。漢人只能幫助，不能代替他們管理。……我國有一百多種少數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歸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時的談話)

　　漢人里面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后他們信，社會主義以后還會有人信。對于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干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方參觀團成員拉魯•次旺多吉時的談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于專政的范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于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對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美帝國主義眼里，什么聯合國，什么美洲國家組織，什么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對于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踢開了，還可以揀起來再用。用也好，踢開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為轉移。(《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1964年1月13日)